七七事变爆发后，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部署，邓小平和刘伯承率八路军一二九师深入日军占领区的后方，以太行山为中心，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作为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与师长刘伯承密切配合，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围绕太行山建立起当时全国最大的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为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太行山的十年，是邓小平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懈奋斗的十年，也是他科学运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十年。巍巍太行山，见证了邓小平一段段统战佳话。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年8月，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奔赴华北抗日前线。1938年1月，邓小平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师长是刘伯承。

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部署，邓小平和刘伯承率一二九师深入晋东南，以太行山为中心，依托山区，并向平原发展，开辟抗日根据地。晋东南位于太行、太岳山脉，历来是用兵之地，战略价值极高，毛泽东同志对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作出了明确指示。1938年2月，邓小平到任不久，立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实施战略展开和创建根据地的任务。通过一系列战斗，我们党很快在太行山站稳了脚跟后，建立起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随后，邓小平又率部越过平汉铁路，东进冀南平原，开辟了冀南抗日根据地；此外，还先后建立了太岳抗日根据地、鲁西等根据地合并而成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向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所在的太行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山西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就制造了“十二月事变”。阎锡山调兵遣将，并与日寇勾结，向山西新军进攻，企图消灭这支实际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武装。面对这一危局，邓小平和刘伯承迅速派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主力进入太岳地区驰援。山西新军在三八六旅有力配合下，粉碎了阎锡山的阴谋，为我们党保存了一支武装力量。这次事变后，这支山西新军正式成为八路军的一部分。

粉碎“十二月事变”后，全面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成为紧迫任务。当时，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一是随着根据地的发展，要求冀南、太行、太岳三个分散的根据地逐步统一起来；二是在爱护干部和群众的前提下，纠正“十二月事变”后一度产生的“左”的倾向，继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方针政策。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刘伯承、邓小平审时度势，迅速采取措施。1940年4月11日至26日，在山西黎城召开了冀南、太行、太岳地区高级干部会议（黎城会议）。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同志同年3月11日关于《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讲话内容，部署了“建党、建政、建军”三位一体的任务。

4月22日，邓小平在会议上做了报告。他着重分析了统一冀南、太行、太岳三区政权，逐步过渡到统一的晋冀豫边区抗日政权的必要性，强调中央关于晋东南有建立最大根据地之前途的重大意义，并阐述了当前必须实行的若干财经政策。会议决定将原太北军政委员会改为太行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三区的工作，邓小平任书记，刘伯承等为委员；8月，在黎城西井正式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作为过渡性质的全边区统一的政权组织。冀太联办成立后，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制定颁布了《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施政纲领》。《纲领》明确提出了“彻底实现民主政治，建立廉洁政府”的目标。

针对有些同志主张和阎锡山完全决裂，北方局和刘伯承、邓小平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决策：“要继续团结阎锡山留在抗日阵营内”。山西新军加入八路军序列后，仍保留新军番号，有些电文仍抄报给阎锡山。尽管阎锡山是只打收条不复电，但在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阎锡山保持了中立，我们党同阎锡山的这种合作关系也一直维持到抗战结束，基本上稳住了山西的抗战局面。事实证明，这种策略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的远见卓识。

黎城会议后，北方局和邓小平紧紧抓住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问题不放。1941年2月16日，邓小平代表北方局提出《关于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提议》。这时，邓小平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要坚持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

邓小平批评有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甚有把‘党权高于一切’发展成为‘党员高于一切’者，党员可以为非作歹，党员犯法可以宽恕”，结果，造成群众把一切错误都归结于共产党，“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

邓小平提出，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指导原则是指导与监督政策。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

邓小平强调，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原则，为我党中央所提出的真实政策，已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尤应为全党同志所奉行。因为这种政权表现为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

邓小平经常给党员干部讲这个道理，还写成题为《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的文章发表在北方局的机关刊物《党的生活》上，这对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有着重要意义。

7月7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辽县（今左权县）隆重开幕，邓小平作为共产党参议员的首席代表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驻会参议员。根据我们党的建议，会议决定将鲁西33个县划入本区，临时参议会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

会议根据邓小平代表北方局提出的《对晋冀鲁豫边区目前建设的十五项主张》，制定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会后正式颁布施行。据此，各地普遍进行了村选举，各县政府都基本上实行了“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边区空前统一，抗日民主政权更加巩固。

由于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晋冀鲁豫边区建设呈现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为后来发展成为全国19块根据地中最大的一块奠定了基础。

1942年，是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一年。3月，邓小平以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和一二九师政委的身份前往太岳抗日根据地视察工作。从3月中下旬到5月初，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邓小平主持召开了阎寨会议、石槽会议和中条会议，解决了根据地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并亲自指挥了浮翼战役，在太行抗战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 

3月19日，邓小平来到太岳抗日根据。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30日，邓小平在阎寨村召开会议，参加的人员是太岳区党、政、军方面的负责同志。当时正在贯彻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政策，落实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两个文件，基本精神是要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一方面，要承认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另一方面，也要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党的政策是减轻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后要交租交息，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

邓小平在讲话中一开始就对太岳区的工作有肯定，也有批评，认为太岳区一年来的工作有进步，但这些进步并不巩固，也不够快。他明确指出：太岳区1942年的中心工作有两项，一是群众工作，二是财经工作。群众工作的出发点是执行中央的土地政策，开展真正的群众运动。财经工作方面，从今年开始，要做到自给自足，以战胜困难。邓小平还对太岳区党委的工作方法提出明确要求：组织检查团，深入基层检查，以使中央政策真正落到实处。邓小平的讲话，高屋建瓴，要言不烦，使大家豁然开朗，心悦诚服。

会后，太岳区党委书记安子文即率领由太岳纵队、各界救国联合会、各专署和各县代表组成的检查团，兵分三路，深入各地，检查落实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减租减息运动很快开展了起来。

就在邓小平视察太岳期间，阎锡山的晋绥军六十一军再次向我太岳根据地进犯，破坏抗战。1941年后，晋绥军六十一军就由襄陵东渡汾河，开到临汾、浮山、翼城一带驻防，并与日军勾结，多次袭击我二一二旅，残杀根据地群众。1942年3月21日，我们党在《太岳日报》上发表对记者的谈话，历数六十一军东渡半年以来向我进攻和破坏抗战的事实，呼吁六十一军悬崖勒马，幡然悔悟。4月初，我们党两次致电阎锡山，要求制止六十一军的反共行动。但是，对方一再置这些劝告于不顾，继续进攻我军。

邓小平了解这一情况后，果断决定：发动浮翼战役，打击顽固派的气焰。邓小平说：对于统一战线，中央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顽固派来进攻，而且不听劝告，那就要狠狠地揍他一下。

4月15日，浮翼战役打响，邓小平直接指挥，陈赓等协助。一二九师和山西新军共10个团的兵力，分左右两个纵队，向六十一军展开反击。这一仗打得很顺利，到16日拂晓，共俘获顽固军665人，毙伤392人，狠狠地打击了顽固派的气焰。很快，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和阎锡山都来信，表示愿意谈判。我们党也很快复信。双方坐下来，订立了抗日现地作战协定：一、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二、双方在各驻防地之政治文化教育的实施，均有自由权，不得互相破坏，并可互派代表参观；三、互通情报，共收联区联防之效。谅解达成后，六十一军主力撤回汾河以西，撤离时我们党还为他们提供了衣服、粮食。此后，双方保持了较好的合作关系。

邓小平亲自决策和指挥的浮翼战役，成功地贯彻了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把自卫、胜利、休战三个原则很好地结合起来，对太岳区的同志学会用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启发很大。

浮翼战役以后，邓小平先后在冀氏县石槽村和阳城上河村召开岳南地区党政军干部会议和晋豫（中条）区高干会议，根据视察的结果，提出了岳南和中条地区今后的工作方针。其基本精神是，要抓住正确运用统一战线和大胆发动群众这样两个基本环节，去创造和建设根据地。为此，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采取各种形式去发展地方武装。邓小平的指示，为岳南和中条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这次两个月的视察，对太岳根据地扭转困难局面和发展壮大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此后，岳北、岳南、中条很快联结起来，形成统一的太岳战略区。1943年3月，太岳区和晋豫区合并。合并后的太岳区根据地，扩大到河南省的黄河以北，把白晋路、晋博路和同蒲路之间的广大地区联成一片，成为支持山西和华北抗战的重要基地。

1945年8月，时局发生重大变化。面对日本准备投降的新形势，国内的阶级关系如何，国共两党的关系如何，我党采取什么方针，已经成为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关心的焦点。为了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8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讲演，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艰苦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他告诫全党要深刻认识蒋介石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反动本质，对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反革命计划要有充分的准备，采取正确的方针。这个方针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邓小平现场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演。这个讲演，给全党以思想、政治武装，指明了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向。

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方针是定了的。但是，他仍然采取反革命的两手：一面加紧内战的部署，命令他的军队向解放区进犯。日军投降后，阎锡山就按照蒋介石的密令，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上党地区。一面又摆出一副愿意和谈的面孔，邀请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毛泽东同志洞若观火，决定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一面决定接受邀请赴重庆谈判，一面要求党内作好必要反击的准备。

8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8月25日，中央政治局鉴于形势的发展，紧急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日，中共中央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25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当时，大家对毛泽东同志亲赴重庆谈判都很担心，许多同志不愿意毛泽东同志前去。毛泽东同志为此向在延安开会的各大区领导同志说：这次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能否谈成功，回来得快还是慢，就靠你们坚决打击进犯我根据地之国民党反动派，多打胜仗。你们打得越好，谈判就越顺利，我也就回来得越快。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战略意图，邓小平心领神会。当时，大家的心情都很紧张，不知道蒋介石要玩出什么花招，生怕毛泽东同志出什么意外。邓小平则是镇静自若。8月25日，就在党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的同一天，邓小平与刘伯承从延安乘美军观察组的飞机返回太行。飞机上，邓小平就下定发起上党战役的决心，誓要歼灭来犯的国民党军队。一到太行，邓小平就给干部讲话说：要打！狠狠地打！邓小平强调，上党之战，实质问题是蒋介石、阎锡山要与我争夺抗战的胜利果实，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刘伯承也指示，要坚决歼灭阎锡山侵入上党的部队，消灭心腹之患。战役动员时，邓小平要求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意图，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要解放思想，消除顾虑，敢于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同时要求我们各级指挥员要加速由游击兵团向正规兵团转变。

上党战役中，我军巧妙运用围点打援、追歼逃敌的战法，全歼侵入解放区腹地的阎锡山部3.5万余人，生擒阎军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上党战役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嚣张气焰，用胜利支援了在重庆的毛泽东同志，加强了我们党在重庆谈判的地位。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谈判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

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对上党战役作了高度评价，指出：

“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

“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