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在抗战募捐收据上使用的金戒指印章（英文）——SCL

宋庆龄在抗战募捐收据上使用的金戒指印章（中文）——庆龄

1939年，宋庆龄在香港亲临码头查看抗日战争物资装船情况。

新四军华中军区司令部邓子恢、张鼎丞就收到50箱药品事宜，致函宋庆龄表示感谢。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决策，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宋庆龄抱定中国必胜、人民必胜的信念，从道义、物资等方面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战事业，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中国共产党于7月8日发出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确定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战略方针，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胜利的关键在于发动全民族，而共产党“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洛川会议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正式形成。是月，宋庆龄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坚信中国不会被打败，从信念上鼓舞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从战略上明确支持中国共产党依靠民众的全面抗战。她相信人民的游击战“将成为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呼吁蒋介石政府遵循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与共产党合作。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次日，宋庆龄发表感言，“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宋庆龄通过各种途径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科学解释和深刻阐述，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重要性，打击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尤其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标志性事件“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以抗日大局为重，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宋庆龄立即给予支持，在香港发起抗议活动。她两次致函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谴责“剿共”内战违背民心，要求蒋介石“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抗战，打退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提供了重要的道义保障。

宣传、支援中国人民抗战

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宋庆龄于1938年6月在香港创办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宣传方面，“保盟”对外发行《新闻通讯》《年报》等刊物，向全世界传播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物资方面，不断向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帮助。

《新闻通讯》主要以英文发行，专门向海外友人和华侨介绍中国抗日战争情况和物资的需要，通报“保盟”的工作和海外援助情况，并开设“战地报告”栏目，重点报道由于国民党政府新闻封锁而处于舆论“失语”状态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业绩，宋庆龄经常亲自为该刊撰稿。“皖南事变”发生后，新闻报道受国民党政府控制，将事实扭曲为新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新闻通讯》冲破封锁，陆续发表一系列文章，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在国内外引起反响。宋庆龄后来回忆：“世界各地有许多人是在保卫中国同盟的《新闻通讯》上第一次知道了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变’。”了解到真相的海内外进步人士纷纷致电谴责蒋介石，反对其制造内战的行为。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同情和支持。正如毛泽东所讲：“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

“保盟”长期以香港为基地，在港澳同胞的支持下，联络海外侨胞，募集大量捐款物资，支援祖国抗战。八路军和新四军改编成立后，在资金、武器、医疗等方面存在补给不足的困难，宋庆龄领导“保盟”多次支援医药品、食品、被服、文化用品等救济物资。“保盟”还成立了上海分会，专门对接新四军的需求。

经过“保盟”与国际和平组织协商，在医疗资源极端缺乏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国际和平医院。“保盟”将募集而来的医疗物资与经费源源不断地供应国际和平医院，逐渐在延安及各个根据地建立起由多所国际和平医院和分院以及医科学校构建起的国际和平医院医疗网。在宋庆龄与“保盟”的协助下，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德国医学博士汉斯·米勒、印度医生柯棣华等不远万里去到抗日根据地进行医疗救助工作。1940年后，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敌后抗战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宋庆龄愤怒地指出，游击区“最近三年（1940-1943年，笔者注）以来从未得到政府的援助，包括军火、金钱和医疗物资。”在这一艰难环境下，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地区的现代医疗援助“只有保卫中国同盟在进行”。

为了中国明日的复兴，宋庆龄以“缔造未来”的眼光领导“保盟”救济战灾儿童，先后提供资金在陕西三原建立儿童孤儿院，资助中国战时儿童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第一保育院和位于延安的中央托儿所。“保盟”还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卫生学校等教育机构募集金款、衣服、书刊，为党培养革命干部和人才。“保盟”的《年报》多次刊载院校青年的学习生活和作品，吸引了许多知识青年冲破国民党封锁奔赴延安。

为恢复和发展战时工业生产，建立长期抗战的经济防线，埃德加·斯诺夫妇和路易·艾黎等发起工合运动。宋庆龄认为工合运动体现了孙中山先生的“民生”思想，从一开始就支持并参与领导“工合国际委员会”，为工合募集了大量资金。工合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宋庆龄的支持下，其规模和生产效能不断壮大，供给抗战军民物资，推动了游击区和解放区的经济建设。

共迎抗日战争伟大胜利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轰炸香港，宋庆龄被迫于1941年12月10日乘机赴渝。在重庆期间，尽管处于国民党的严密监视下，宋庆龄仍设法重组“保盟”，组织赈灾义演等活动救援河南灾民，并继续支援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由于不允许物资进入，“保盟”只能将所募得的捐款转交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宋庆龄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密切配合，情同知己，让他们在重庆延安往返时随身携带一些体积不大但很重要的物品，如外科缝合用针、牙钻钻头等。宋庆龄从他们那里充分了解解放区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以便于在行动中与党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1943年6月，“保盟”运送了近1吨重的物资给国际和平医院，这是3年中唯一获许进入游击区的医药物资；1944年“保盟”通过史迪威将军的帮助，将一台大型X光机送到延安，这台X光机“是当时总人口已达九千万的解放区的第一台和仅有的一台”。

1944年，华北、华中、华南各根据地普遍发起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同一时期中国的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使其愈加成为中国进步的障碍，人民纷纷掀起了爱国民主运动。9月15日，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各抗日党派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0月1日，宋庆龄、郭沫若、张澜等72人发起追悼文化界爱国先进战士邹韬奋的大会，谴责国民党践踏民主、迫害爱国人士的罪行，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朝着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两周之后，宋庆龄又同沈钧儒、茅盾等人出席鲁迅逝世纪念大会。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7月26日，中、美、英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根据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军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很快解放大片国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重庆市民狂欢。宋庆龄请司机开车送她到“特园”，沿途到处是欢呼声和爆竹声，她满面笑容地注视着狂欢的人群。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在这一伟大胜利的进程中，宋庆龄在危险艰难的时候，显出同中国共产党的一致，显出对人民事业的忠诚，显出不畏强暴、不畏威胁的大智大勇，显出她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信赖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