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统区的白色恐怖、黑暗统治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却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里，实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政策，人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这里的人“不论男女都是制服，女子学生装短发，都代表十足的朝气。当地老百姓，衣服也都很整洁，衣料是蓝或白的土布。绝对没有褴褛污秽的流浪者。”而中国共产党的诸位领导人，“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狂傲慢的样子。”所以，黄炎培的《延安归来》在国统区一发表，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流传很广”。在国统区生活的中国人民，尤其是慨叹“偌大的中国竟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民主人士看到，原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方晴朗的天空……

早在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从实际出发，成功地创建了独具特色的“三三制”政权形式，即在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成员中，中国共产党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大体各占三分之一。这种新的政权形式，是对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实行民主政治改革的伟大尝试，与国统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把各抗日阶级、阶层更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周围，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种新型的政权形式，也大大促进了延安各项事业的发展，吸引了大批民主进步人士、青年学生奔赴延安。对此，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西北地区实施的“普选的民主政治”将成为“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然而，在国民党的恶意诋毁之下，国统区的人民并不了解解放区的情况，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也不了解这个“民主的示范区”。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对多党合作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事情。

为调停国共关系，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在征得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国共双方的同意后，于1945年7月1日访问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张闻天、任弼时、王若飞等与他们举行了正式会谈，共商国是，大家畅所欲言，气氛十分融洽。

会后形成了《延安会谈纪要》，提出：（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速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及三方共同推荐的无党派代表人士组成的政治会议，讨论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研究民主改革之紧急措施，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和将来召开国民大会等问题。这份《会谈纪要》是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文件，是抗战以来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共产党达成的第一个正式协议，表明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合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体现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协商合作中求同存异的精神，表明了双方在反对国民党召开真独裁、假民主的“国民大会”，争取召开有民主实质的政协会议上取得了一致；同时，又明确申述了共产党的立场和具体建议，为各民主党派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指明了共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与实现民主建国的正确方向和步骤。

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

六位参政员在延安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在以后被多次提及，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经典故事。对此事，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一书中有详细的回忆：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国共产党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等参观团一行，从根据地的民主政治现状，亲身感受到了边区政府的民主氛围，看到了古老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从延安回到重庆后，一向谨慎稳健的黄炎培，以前所未有的果断和勇敢，挑战国民党自1931年开始实行的报刊图书审查制度，自行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盛赞共产党的政策和根据地的形势，在重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黄炎培的延安之行，为他后来发起组建中国民主建国会奠定了思想基础。作为民盟的首任主席，黄炎培对延安的称颂，在民主党派中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使民主党派人士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为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

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进攻阶段，解放区的建设也开始大步前进，中国共产党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改变着中国的面貌。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为了满足农民长久以来的土地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同一天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废除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中国土地法大纲》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公开颁布的第一个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对于新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土地改革使解放区的地主阶级被消灭了，农民被充分地发动起来，从而极大地巩固了解放区，援助了人民解放战争。

河北省阜平易家庄村民在墙上书写土地法大纲的条文

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以雷霆万钧之力，猛烈地冲击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但是，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中，许多地方发生了扩大打击面的“左”的偏向，严重妨碍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影响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些“左”的偏向的发生，有政策不够完善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对土改政策的冲击。中共中央发现“左”的偏向后，立即进行调查研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通过领导人讲话和发布文件，对土地改革的政策策略作了许多更加完善的规定和说明，保证土地改革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经过严峻的革命战争的锻炼，共产党的队伍状况总的来说是好的，但在战争和土改激烈进行的条件下，在一些共产党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中，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的问题也明显暴露出来。为贯彻土地改革，加强人民解放区的战斗力，加强农村的民主化，共产党领导了全党的整党运动。整党的基本方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说服教育为主，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通过开展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和官僚主义作风，保证共产党能够始终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起，并领导他们前进。

在各解放区开展整党的同时，1947年冬到1948年秋，利用战斗间隙，人民解放军从阶级教育入手，运用诉苦、“三查”、“三整”等方法，在全军普遍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夺取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作了准备。

整党工作开始以后，在最初的时间内，和土改工作一样出现了“左”的偏向，一些做法伤害了当地党员、干部的感情，造成了党员同工作组、贫农团的对立，也使土改工作受到很大影响。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详细讨论了党内的倾向性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并强调绝对不许重复历史上所犯过的“左”的错误。1948年春，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委也先后召开会议，总结检查土改和整党工作，使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的“左”的偏向很快得到纠正。使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为争取土改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主编：朱维群）